她们电影：女性视角如何重塑当代影史叙事

长久以来，主流电影史的叙事框架主要由男性视角构建，女性角色与故事常被置于被凝视、被定义的客体位置。然而，近十年来，一股以“她们电影”为标识的创作浪潮席卷全球，这并非简单的题材分类，而是一场深刻的叙事革命。它意味着电影创作主体、叙事视角与美学标准的根本性转变，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，重塑着我们对电影历史与未来的理解。

从“关于女性”到“属于女性”：创作主体的根本转变

传统电影中不乏女性形象，但“她们电影”的核心突破在于创作主体的位移。其关键并非仅仅讲述女性的故事，而在于由女性电影人（导演、编剧、摄影师等）作为叙事主体，掌握故事的讲述权与影像的诠释权。例如，凯瑟琳·毕格罗在《拆弹部队》中以冷峻的纪实风格解构了战争片的雄性神话；格蕾塔·葛韦格在《伯德小姐》、《小妇人》中，将少女的成长与女性的选择置于叙事中心，细腻捕捉其中复杂的情感纹理与主体意识。这种从“被讲述”到“自我讲述”的转变，打破了男性导演对女性经验的想象性代偿，使得女性生命经验得以更真实、多元地呈现。

凝视的翻转：摄影机背后的权力重构

这一转变在影像语言上体现为“凝视”权力的翻转。劳拉·穆尔维提出的“男性凝视”理论指出，传统电影常将女性物化为被观看的景观。而“她们电影”则主动重构了观看关系。如法国导演瑟琳·席安玛在《燃烧女子的肖像》中，通过两位女性间平等、互动的目光交织，构建了一个封闭而完整的女性情感世界，摄影机的“凝视”充满了理解与共鸣，而非占有与评判。这种镜头语言的内在变革，是女性视角重塑叙事最直观的美学体现。

叙事疆域的开拓：私人经验与历史重写

女性视角的引入，极大地拓展了电影叙事的题材与维度。它赋予那些曾被主流叙事忽视的“私人经验”——如身体经验、情感劳动、家庭内部关系等——以公共讨论的严肃性。

身体叙事与情感政治的显影

从《从不，很少，有时，总是》中对意外怀孕少女艰难处境的冷静刻画，到《正发生》对女性身体自主权痛苦挣扎的震撼呈现，“她们电影”勇敢地将生育、月经、性体验等话题搬上银幕，将其从私密领域提升至社会政治层面进行探讨。这些影片不再将女性身体作为情色奇观或生育工具，而是将其视为经验、痛苦与权力的场域。

对宏大历史的补遗与重述

同时，“她们电影”也在重写历史叙事。赵婷的《骑士》在美国西部片传统中注入印第安族群与家庭创伤的当代视角；萨拉·加夫隆的《妇女参政论者》将历史事件聚焦于普通女工个体的觉醒。这些作品并非简单地为历史增加女性角色，而是从女性生存与抗争的日常逻辑出发，提供了一种截然不同的、自下而上的历史观照方式，填补了官方宏大叙事的巨大空白。

产业生态与文化话语权的变革

“她们电影”的兴起不仅是艺术现象，更是深刻的产业与文化变革。全球范围内如“5050×2020”等平权运动，持续推动电影节、电影公司提高女性影人的参与比例。奈飞、亚马逊等流媒体平台也为女性主导的项目提供了更多机会。市场用票房与口碑证明，女性视角的故事拥有广泛的观众基础与强大的商业潜力，如《你好，李焕英》、《芭比》在全球引发的现象级成功，彻底打破了“女性电影等于小众艺术片”的陈旧偏见。

超越二元：迈向更包容的叙事未来

值得注意的是，“她们电影”的终极目标并非建立一种新的单一霸权，而是促进电影叙事走向真正的多元与平等。它鼓励包括男性在内的所有创作者，去倾听、理解并尊重不同的生命经验。如乔丹·皮尔的《我们》、奉俊昊的《寄生虫》等作品，虽非严格意义上的“她们电影”，但其成功无疑受益于行业对多元视角的日益重视。真正的重塑，在于让每一种曾被边缘化的视角——无论性别、种族、阶级——都能在影史叙事中找到其应有的位置与回响。

结语

“她们电影”远未结束，它仍在进行时。它不仅仅是为电影史增加几个女性导演的名字或几部女性题材影片，更是一场从创作源头、美学语言到接受美学的系统性革新。它迫使观众、评论界与产业重新审视何为重要的故事、何为有效的表达。当女性视角从边缘走向中心，它所带来的丰富性、复杂性与真实性，正在为我们这个时代书写一幅更完整、更生动、也更公正的影像史诗。这不仅是女性的胜利，更是电影艺术自身生命力的蓬勃彰显。